近年来，在“告别短缺”的同时，部分行业的相对生产过剩、某些商品的供应过剩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现实问题（VCD的生产已成为典型案例）。有关的讨论众说纷纭，但大都把我国部分行业的相对生产过剩、某些商品的供应过剩归咎于以下几个原因：⑴是一种“羊贵撵羊”的大众“盲从心理作怪”，因而“不是经济规律而是大众的非规律”；⑵“过度竞争，溯其渊源，不得不归咎于传统体制和传统战略的种种弊端”；⑶“这既与买方市场无关，亦非‘需求不足’之过，而主要在于供给结构扭曲”。笔者对这些观点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某些行为和商品生产的过度竞争固然应当指责，且也是市场经济中应当力求避免的，但抛开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来寻找过剩的原因，则未得要领。
其一，所谓“大众的非规律”的“盲从心理”，恰恰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表现。当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市场竞争中，当“经济人”所了解的信息有限时，他往往只能通过对周围其他人的行为判断来获取信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会使许多人的信息大致相同，因而“经济人”的最终选择会趋于类似的行为——“从众行为”。比如，当周围的人都去抢购股票时，“经济人”就会得出“买票”是有利可图的判断。尽管依据这种判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最终可能导致股市暴跌，但不能由此证明“经济人”的个体选择是“非理性”、“非规律”的。因为局部理性并不等于整体理性；个体行为可能是理性的，并不等于整个社会的行为必定是理性的（博弈论中的“囚犯困境”即是证明）。“有限信息”使得“经济人”只能从“有限理性”出发选择“从众行为”，当大家都“从众”时，反其道而行之才是一种“非规律”的选择。由此可见，在市场竞争中，“羊贵撵羊”的从众行为并非是一种“非规律”的选择，而恰恰是一种受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支配的理性选择。与其说这种从众行为是“盲从心理”，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短视性所致。而把“羊贵撵羊”仅仅归咎于某些人的心理缺陷，显然是对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
其二，把某些商品供给过剩的原因归咎于“传统体制和传统战略的种种弊端”，似乎有理，其实也未必尽然。虽然传统体制下的“一哄而起”与今天市场竞争中的“羊贵撵羊”的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动机、目标以及特征已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一种不计成本的“计划者”冲动，其结果难免商品短缺；而后者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本能，其结果必然是商品过剩。不可否认，即使在今天，传统体制的消极影响仍未根除，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二十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使得“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我国绝大多数“经济人”的行为特征。可见，把今日之“羊贵撵羊”与昔日之“一哄而起”混为一谈，即使不是张冠李戴，恐怕也是以偏概全。
其三，“供给结构扭曲”的确是当前我国部分行业相对生产过剩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结构失衡是市场竞争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会周期性地出现结构失衡问题，即所谓“结构性过剩”）。因此，只有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来理解供给结构扭曲，才能把握过剩的本质。然而，有些论者却认为，我国目前的“结构性过剩”与“买方市场无关”，“因为我们讲的和要的‘买方市场’，是总体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市场，而不是供给‘过度超过’需求的市场。”愚意以为，这种“无关论”不仅割裂了结构扭曲与市场竞争的内在联系，而且对“买方市场”的理解也是值得讨论的。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市场只能是一种“理想的买方市场”，而不是“现实的买方市场”。在理论上我们当然要大讲“理想的买方市场”，在实践中我们也应当努力争取“理想的买方市场”。但由此把理想当作现实，恐怕未必妥当。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结论：只有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的规律性来认识当前的过剩现象，才能真正把握其根源所在。换言之，市场机制内在的局限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盲目性），才是造成我国当前过剩现象的根本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每个人都已程度不同地卷入到了市场经济之中，加之市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和谐的完美机器，所以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归咎于某些人或某些具体公司的行为。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不乏良好的主观愿望，但离开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来谈过剩的原因，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其结论也就难免缺乏说服力。
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总要反复地显示它的作用，因而程度不同的过剩现象一定会不断地重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指出这一点，并非是要为“羊贵撵羊”的从众行为辩解，也并不是要为传统体制的影响、供给结构的扭曲开脱，更不是要抹杀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是要说明：只有在科学地把握和利用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我们才能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如何应对过剩现象开出合理的药方。（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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